世界银行日前已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1月的2.9%下调至2.4%
还有在毕节看到的，有一个景区，叫百里杜鹃，一百公里长全是杜鹃花，风景非常漂亮。农村，我们去看过，现在最时髦的一点，进学习班。
然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发生一些问题，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譬如在欧洲，在西欧国家，西欧国家农民进城了，但是，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他进城以后，他妻子也就进城了，他生的小孩一起就带来了。缝纫机发明以后，这个时候，一些服装厂就开始建立起来，他们招收的只有少数男工，男工是修机器或者是运输等方面的，主要工作的是妇女。土地确权验收了，土地流转也就开始动起来了。概念是100年前的概念了，创新是对的，但是现在的创新和熊彼特提的创新概念不一回事。这里工作多好啊，这里工作又能照顾家，还又能自己创业。
种树就开始遍及西乡县了，没有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就写信让他们回来。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所以，当时要进城，你找到工作，工厂聘你，你就留在上海，就成为上海人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见贤思齐，这种力量是伟大的。
为什么王石的改革改成了？因为王石说，我一股也不要，全部分给你们。说到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怎么定性？讲来讲去就是有一股劲，超乎常人。王石先生讲的第一点就是高。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王石一开始就是登了顶的，他一开始跟我们在座所有人差不多——有想法，好像没机会，或对落在身上的机会不满意，这跟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差不多。
它不是一种官僚精神，不是讲级别的，而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看到一点近代以来少有的希望，想要试一把，搏一把，拼一把。即使有些人精神受到鼓舞，但被周围的生活一逼迫，这个劲儿可能慢慢又下去了。
万科在杭州有一个社区，所有进入社区的人不能按喇叭，民营公司不能强制人家，但他们找到一条方法：同意进社区不按喇叭的就发一块牌，有了这块牌子在很多地方可以自由停车，一旦在社区范围内按过喇叭被投诉，这个牌就被收回。最后他那个股份制变成公共募集，小股东可以买股，王石当选第一任董事长，一个新的制度架构就这么形成了。王石问，我们六你们四？副市长说我们六，你们四。我们为什么要搞宏观调控？就是因为人们有些行为的动机并非基于清楚的计算，所以投资才会过量，高峰时会更高峰，低谷时会更低谷，所以才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早年在多元化方面，万科做过很多事情，最后收敛到居民住宅，成为了我国最大的人口住宅建设公司。我当时看到很多国企老总，确实在改革开放期间把企业做大了，但是分股权的时候就体现出了差别——他是想马上过把钱瘾还是真的想做事？这会影响整条M线能不能登顶。王石赶上了这个机会，上了工农兵大学，低点开始有点往上走了。比如当处在不满意的精神状态下时，你会如何表现？天天发牢骚也可以，跟自己过不去也可以，但是你看总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放弃。
王石1968年当兵，比那个年代大多数下乡的人要略微好一点，但现实并不如愿，因为他有一些科技能力，想当无线兵，但部队分配他开汽车，做驾驶员。这个四六分的时候是大问题，很多企业到了这一步就死了。
他们还派去了一批老人教练，领着老人种草、种花、搞垃圾分类，社区里一直有活动，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用。所以王石追求的不单单是一个货币可以度量的利润目标，还有理想、梦想。
M形人生包括三个低点两个高点 未来很不确定，那么关于未来能够讲些什么呢？有一点是可以讲的，即今天的中国其实是1980年代时期中国的未来。你们看王石，觉得他是那种人吗？所以即使骑摩托他也不高兴，不善罢甘休。王石在广东、深圳，最后是怎么从经营饲料和录像机的贸易公司进入地产业的？1987年的时候国家在土地领域进行了一次变革，那时他的主要业务并不是搞房地产，但是当看到土地划拨的时候，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些稀缺要素使不可得变成可得，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王石刚到广州时被分到了外贸局，那个年代他已经在广州城骑着摩托去进行涉外业务的谈判了。王石原来只是国有企业的员工，但他的例子说明，在国有企业里也是有可为的，只要有精神，以及给自己的行为明确几条边界。如果很多年轻人和公司都能按着这条路线去发展，那么这种力量能够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对中国未来一定会产生影响。
M的第一个点是低的，要爬上去才是高点。这种结合刚开始可能还不自觉，后来就越来越自觉，因为已经开启了机会。
在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力量，使,1980年代的中国走到了今天的样子？这是刚才王石先生发言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当年中国很多地方想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谈不通，但是王石他们在深圳谈通了
进入专题： 民间投资 。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年以来在政府刺激的支持之下，国有企业投资的高增长挤出了民营投资。
如果是这种情况，金融市场的利率理当显著上升，但是，笔者也并未显著的观察到这一现象。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在过去十年间上升了超过30%。另一种情况是国企获得了较多金融资源，挤出了民营企业的贷款份额。但对此判断，笔者同样存有疑问，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恶化，1-5月民间投资同比名义增长3.9%，5月单月增长不足1%，创出这一数据自2005年公布以来的最低记录。三是伴随着近些年信用风险的上升，金融系统对于存在一定政府隐形担保的国有企业授信偏好有所加强。
但是2011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不断下滑，与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越来越小并于去年9月被公共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所赶超，国进民退的现象凸显出来。5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专题研究民营企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问题，并且罕见的派出多个督查组奔赴地方，排查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那么又如何解释目前民营企业投资显著滑坡呢？ 一种观点认为民营企业投资增速的恶化与今年开始大规模推动的去产能运动有关：今年一月份，国务院制定了未来三至五年严格的产能处置计划，其执行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容小觑。从历史数据上看，除了2009-2010年四万亿经济刺激时期之外，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高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
而其中，国企民企投资增速的相对变化，或许与以下三点原因有关： 一是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的不断上升，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虽然上文中提及的许多长期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家信心，但笔者以为，去年三季度以后汇率市场的异常波动和随后金融市场的动荡，摇摆不定的宏观政策信号，举步维艰的国有企业改革，乃至于对民间企业家私人产权保护不足等诸多因素可能都对于企业家信心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以民营企业经常使用的票据融资利率为例，该利率今年以来除了春节期间因季节性因素上升之外，基本保持平稳，与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期间持续处于高位的局面大相径庭。与之相对，各部门政府和国企投资增速今年以来则都实现了较为强劲的反弹。
而在代表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的服务业和其他一些垄断性行业中民营企业却受制于种种壁垒，没有进入的机会。考虑到工业企业中包括国企和民企，这意味着民企的利润水平应当并不是很差。
对此，决策层已有所警觉，权威人士在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的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判断的文章中，将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列举为中国经济的首要风险点。从目前去产能的两个主要突破口钢铁和煤炭行业的情况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这两个行业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速都高于整体的增速。
笔者以为，加速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加强物权保护和公民人身权利保护，加速推动市场准入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让各种经济主体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重塑民营企业家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长期信心已经刻不容缓。如果国有企业投资在某些领域的投资有较大的上升，这可能意味着民营企业想要获得行政许可或者克服其他隐形门槛进入该领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